记者：郑天虹
一个名为“耿同学讲故事”的科普博主，最近持续引发网民关注。这位耿同学连续公开举报多所知名高校教授、院长、“杰青”，指出相关论文涉嫌图片重复、数据异常、实验结果不可靠等问题。
本应由高校、期刊、基金管理部门、学术委员会等专业机构监管的学术不端行为，却被一个网络视频博主“翻”了出来，涉事高校纷纷表态成立调查组，一些被举报者受到免职、降级、解聘等处理。
作为科普博主的耿同学，以一己之力撬动多所高校的学术调查，这不是简单的“高手在民间”，而是国内学术监督体系一次刺眼的照镜子。
近期，部分知名高校的多名“长江学者”“杰青”“院长”，被科普博主“耿同学讲故事”公开实名举报涉嫌论文造假，引发大量网民“围观”。
新华社记者对耿同学进行了专访。他说，自己并不专门从事学术监督，最初经营的，是一个带有科研圈“吃瓜”和科普属性的视频账号。学术打假，只是其中一个板块。
他不认同自己是“孤勇者”。他说，许多线索来自广大网友，尤其是大学生、研究生群体。他们在查找原始数据、阅读论文时发现疑点，就把问题反馈给他。他结合专业判断，分辨是真问题，还是假误会。如果问题比较严重，就进一步下载论文、核查数据、整理证据，“一般情况下误会的比较多。”
站在耿同学身后的，是一群对科研有期待、对造假有愤怒、对真问题有敏感度的年轻人。耿同学说，这些人未必有发声平台，未必熟悉媒体表达，也未必能独自把问题推到公众面前，但他们在看，在查，在较真。
耿同学打假的主要工具是程序，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比对，技术并不复杂。“论文图片是否重复，数据是否异常，图表之间是否自洽，并不总是需要高深的知识。”耿同学说，“有些造假痕迹，就摆在论文里。只要认真看，就能看出来；只要愿意查，就能查下去。”
目前被耿同学曝光的高校中，多数高校以“启动调查”“正在核查”回应，尚未给出明确结论。耿同学说，他从发现问题、核查数据、写举报信，到拍摄、剪辑、发布视频，用时不过十几个小时。“如果只是查论文数据本身，并不需要拖很久。”
一个博主、一群学生、一些程序工具，就能轻易发现论文中的明显异常，专业机构为什么没能早一点发现？
高校有学术委员会，期刊有同行评审，基金项目有验收程序，这些环节都是科研诚信的防线。按理说，层层防守之下，造假论文很难漏网。
耿同学说，自己曾在举报视频发布前联系过一所高校的学术委员会，结果当天晚上就接到涉事论文作者联系，希望私下沟通、不要发布。学术委员会最该关注的本应是论文真假、数据问题、科研诚信，结果关注点却转向了举报者要不要发声。
学术委员会的职责，不应是把问题挡在门外，更不应是把举报人推到前台。它应当关注论文，关注证据，关注真相，关注规则。
论文数量、期刊等级，与职称晋升、经费分配、招生名额、学科排名高度绑定。这种指挥棒之下，本该是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科学研究，往往被催成“一年凑几篇”，滑向抢热点、堆数据、拼发表。
假数据进入重要论文，后续研究可能跟着跑偏；假成果进入重大项目，公共资源可能持续错配；假人才进入学术高位，年轻人的成长路径、学科资源流向、国家科研布局都可能受到影响。
“问题论文”关系科研诚信。诚信一旦塌方，塌下去的就不是某个人的名声，而是整个创新体系的地基。
学术打假，不能总靠网络博主“挖地雷”。
自媒体曝光有价值，学生举报有价值，民间较真有价值，但这些不能替代制度本身。真正成熟的科研治理，应当让问题在实验记录里被发现，在论文投稿前被发现，在项目验收中被发现，在人才评审时被发现，而不是在网络围观后才被动发现。
采访中，耿同学建议设立重复实验机制。他用蒸馒头打比方，“一个人重复把馒头蒸3遍，就有百分之百的操控权。想在实验当中做手脚，发挥空间就特别大。”重复实验就是同样的实验、同样的器材，但让不同的人做，造假的空间就变小了。“几个人商量好同时造假，这样风险太大了不是？”
监管要有重点。越是重大项目，越要严格验收；越是大额经费，越要全过程监管；越是院士、“杰青”等高层次人才团队，越应接受更高标准的科研诚信审查。
学术委员会不能只是挂在制度文本里的机构，要真正运转起来。面对举报，要有独立调查的态度；面对争议，要有专业判断的能力；面对本校名誉和学术诚信的冲突，要有站在真相一边的勇气。
保学校名声，最好的方式不是遮掩问题，而是严肃处理问题。对造假者最严的处理，才是对学校声誉最好的保护。
学术治理要“惩恶”，更要“扬善”。不只是把造假的人揪出来，更要让做真实验、发真论文、踏实搞科研的课题组、项目人被看见、被尊重、被奖励。
学术打假的主场，不应该在自媒体平台；科研诚信的防线，也不能靠网友来守。扎紧制度的篱笆，用好技术的工具，扭正评价的风气，让学术生态少些侥幸，多些敬畏；少些虚火，多些真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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